同治九年的杭州秋风萧瑟，贡院外头人声鼎沸，一个身着洗得发白青衫的中年人死死盯着红榜，当“李慈铭”三个字映入眼帘，排在第六十七位时，他站在那儿，仰天长笑，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，为了这一刻，他熬白了头，受了二十多年的窝囊气。

这年李慈铭四十一岁，早没了二十岁那年意气风发的模样，回想道光三十年，他才刚满二十一岁，站在会稽县东关镇的老槐树下，满心觉得凭自家祖上的书香底蕴，考个举人不过是探囊取物，可谁知道命运偏偏爱开玩笑，这一考就是整整二十年。

李慈铭这人脑瓜子灵光，深知条条大路通罗马，道光二十九年，家里明明底子薄，他还花钱捐了个国子监监生，这招“走后门”让他跳过了县试、府试那些繁琐关卡，拿到了直通乡试的入场券，咸丰元年又补了个廪生，既有了正途出身，又能领官府米粮，这算盘打得噼啪响，谁知进了考场，却是一连串的当头棒喝。

从道光三十年第一次落榜开始，倒霉事儿就像那连绵的阴雨天，一件接一件，家里早就败落了，就靠寡母给人缝缝补补、那几亩薄田过日子，为了凑够去杭州的路费和住宿钱，母子俩把家里能当的都当了，母亲的银簪子当了赎，赎了又当，日子过得紧巴巴。更难受的是旁人的脸嘴，村里那些乡绅见他屡考不中，冷嘲热讽的话像刀子一样往心里扎：“你这监生就是烧钱，考一百次也是白搭”，远房亲戚虽然偶尔接济，那眼神里也透着股轻视，仿佛在看一个只会吃饭的废物，这些委屈，李慈铭只能往肚子里咽，深夜在《越缦堂日记》里写下“身心俱疲”四个字，天亮了还得硬着头皮接着考。

到了同治九年庚午科，这是他给自己立的最后期限，真的是背水一战，去杭州的路上，他住的是最便宜的客栈，盖的是单薄的破被子，夜里冷得直打哆嗦，偏偏考试那三天遇上连阴雨，考场里阴冷潮湿，手冻得像紫姜一样僵硬，握笔都费劲，哪怕冻成这样，他还是咬着牙，工工整整把每一个字写好，心里明白，这辈子没有下一个三年可以浪费了。

榜发那天，贡院外头挤得像要炸了锅，李慈铭挤到红榜前，从上往下看，看到第六十六名还没自己名字，腿当时就软了，心想这下全完了，半辈子心血付诸东流，正想蹲墙根哭一场，旁边有人扯着嗓子喊：“第六十七名，李慈铭，会稽县！”这一嗓子喊得他魂儿都回来了，踉踉跄跄凑上去，手指头摸着那三个字，确信不是做梦，那一刻，悲喜交加，什么心酸、屈辱，全化作一股子冲劲儿涌上心头，他在街上扯了块最鲜亮的红绸子系在腰间，穿着那件破长衫，见人就作揖，嘴里念叨着“在下中举了”，那股子狂喜劲儿，半点不比范进差，那是二十多年压抑后的宣泄。消息传回东关镇，简直像炸了个雷，往日里那些翻白眼的邻居，一个个提着米面、拿着绸缎，挤破头来巴结，满嘴喊着“李老爷”，族里长老更是敲锣打鼓去迎接，说祖宗显灵了，那变脸速度，比翻书还快，寡母看着满院子贺礼，扶着门框眼泪止不住地流，这是喜极而泣，也是心疼儿子吃了半辈子苦。中举成了，那就是鱼跃龙门，举人身份那是金字招牌，免徭役、免税，见县官不用下跪，李慈铭第二天就开始拜客，这不仅是走形式，更是实打实的敛财途径，知县亲自摆酒请客，乡绅们争相送礼，他的腰包鼓了，说话的分量也重了，从以前那个落魄穷书生，摇身一变成了地方上的士绅老爷，这就是科举制度最现实的写照。

有了举人的底子，李慈铭后来的路顺了不少，虽然也折腾了几年，但光绪六年终于考中进士，官至户部郎中、监察御史，也算功成名就，他这辈子，前半截全是苦涩，后半截才尝到点甜头，好在他坚持下来了，留下的《越缦堂日记》更是成了后世研究清代科举的宝贝，告诉世人，那个年代的读书人，想要改命，得脱几层皮。